孔圣人以布道行于诸侯，以塑造人的灵魂为己任，以天下为公的情怀关注世道的乱与治。既然有如此的胸襟，这里还给他立罪，而且是五宗罪，似有离经叛道和忤逆的味道。但是，当看官强压怒火读完下面的内容，也许就有别样的感喟。
学在官府，“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培养的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经世致用”侧重于“势与术”的驯化。可孔老先生偏偏置“国家大义”于不顾，自己私自招起了学生，办起了私学，一改国家层面的子民、臣民教育之宗旨，把对教育的旨归集中到对个体生命心性的教化。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先学会做人，然后才能行事，才能对江山社稷有所担当。毋庸置疑，老先生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偌大的“国家”，如果每个人都趋之若鹜，大行其道，都另立山头，纳生而授之，社会不乱才怪呢。个人的意志固然重要，个人的蓝图固然美丽，可一旦搅乱了格局，致使乱象环生，仁义之理可能就变成了功利之思了。
教育社会化的功能，因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而异化成个人扬名立万的工具。既然是教育的自我心性的回归，那么我们的孔圣人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和模式进行传道受业解惑，只要不违反国家纲纪的大局即可。这样，招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根据自我需要进行筛选；开设什么样的课程，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如何进行组织安排，完全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实际情况进行敲定；当然，尽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是追求的终极目标，但何时实现却遥遥无期。而“人类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问题，才能进行更高级的精神活动”的道理，孔先生是明白的。所以，在招收三千弟子，对他们进行教化时，不是以“义工”的身份做善事，而是要收取入门费用。尽管孔圣人反复重申“君子取于义，小人取于利”，但为了维持私学的正常运转，把这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延续下去，必须要有一定的经费保障。至于如何收费，标准如何，只能在义与利之间进行权衡，进行取舍。因为“我的地盘我做主”，所以，私塾教育一开始就被烙上鲜明的个人印记。虽然没有与国家的意志发生背离，但微观的擦边球孔老先生还是会不时打一点的。
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因生产力的落后，经济发展的水平自然不高，缺衣少食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存在。但是，从众心理的作用，那些看到别家的孩子经过“不悱不启，不愤不发”的诱导与启发后变得明事理、知人伦，也都勒紧裤腰带，纷纷把自家的孩子送到孔圣人的门下，希望他们能够跻身七十二贤士之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高昂的门坎费，已经远远超过入不敷出的经济收入和生存的承受能力。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收入的一维和有限，开销的多维和无穷，让他们只能在贫困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苛捐杂税不得不交，生活的家用必须支付，子女的教育当然要投资，有形的三座大山和无形的小山多重挤压，“白骨露于野”的惨状随处可见。目睹此景，以“仁、义”行天下的孔圣人，虽动恻隐之思，但完全义务性的教育和培养不可能。这样，私塾教育虽然在纯风俗、净人伦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活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作，加工的产品是隐形的精神成品。而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在进行教化的时候不能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同时，人是社会性的群体性动物，他们的存在离不开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再说，一个人一生所接受的教育不应单一指向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占去一个人一生的大部分时光。而孔老先生的学校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弟子不可能像老师一样驾着马车周游列国，更多的只能穷居“深山”，成为真正的笼中鸟、井中蛙。眼界决定境界，范围决定思想。即使孔老先生对弟子再有耐心，再循序渐进，三千多弟子大部分只能成为庸碌之辈。面对七十二贤士，不知道老先生是得意于自己的教育，还是有些许的落寞，不得而知。
“众人拾柴火焰高”，因为招收的弟子年龄参差不齐，禀赋千差万别，加之入门的时间各不相同，这给教学带来极大的麻烦。再说，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完成对所有学生的教育，仅靠老先生一人之力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向九州招贤纳士、广招能人是当务之急。这样，大批与老先生有同样理想和抱负之士从四面八方齐聚学馆。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让自己的“三观”能够在弟子们的身上充分地延续和传承，他们抛家离子。这样时空的横亘不仅仅单纯指向有形的距离，更是心里和情感距离的拉大和疏远。为了自己的宏伟理想，孔子和他的团队，用“修身齐家”教授、驯化着学生，而他们自己却把妻子抛在一边。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情怀固然值得膜拜，但内中隐藏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听着琅琅的诵读声，看着一个个残破的家庭妻儿的哭泣，不知道我们的孔圣人做何感想。
历数先生的五宗罪，虽有恶搞的嫌疑，但把它投注到当下进行审视，还是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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